生命，每个人都是主角

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杜斌。今天和各位同道相聚，想聊聊我们重症人共同的经历——那些在生死边缘的坚守，那些对“主角”二字的感悟。

在1982年的北京协和医院，陈德昌教授在十来平米的小屋里，用一张病床、两台监护仪开启了中国重症医学的征程。他刚从法国进修归国，需要反复跟外科主任解释：“术后病人多器官出了问题，放在你们这儿是不行的。”第一个病人的家属攥着他的白大褂问：“放你这儿，能比在外科好？”这样的追问，我们听了四十多年。

80年代末期，煤矿事故频发，厂矿医院的ICU成了“生死缓冲带”。一次井下事故，有三名矿工同时出现呼吸衰竭、休克，我们在临时改造的监护室守了七天七夜，靠手动呼吸机和静脉推注药物硬撑。最后一位矿工脱离危险时，矿长说：“你们不是在治病，是在抢命!”

非典时期更难忘，穿着多层防护服转运气管插管病人，救护车后座就是临时监护台，患者血氧掉到80%时，我们隔着面罩喊“调整呼吸机参数”的声音都在发抖。

正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明白：当疾病突破专科边界，当生命进入“多器官告急”的境地，重症医护必须成为统筹全局的守护者。

我们常常跟年轻医生说：“别总想着当名医，先当好‘生命调度员’。”我们团队有位教学老师，带规培医生时总把病例分析成“如果是你，下一步怎么做？”讨论脓毒症休克病例的时候，他也总是模拟跟家属谈话，自己去扮情绪激动的家属，逼着年轻住院医把“死亡率”翻译成“我们会进一步的争取和努力。”这教的不仅仅是技术，更是人文的情怀。

如今的重症医学，更像是精密的生命支撑平台。去年有位心梗合并呼吸衰竭的病人，我们用呼吸机稳住氧合，应用了升压药物维持血压，我们又等心内科做好了介入手术，术后患者因肾功能衰竭做了CRRT，又转回肾内科接续血液透析。整个过程就像接力赛，我们不是冲在最前的选手，而是确保每一棒都顺利交接的裁判。

在国家重大应急突发事件中，这种特质更为突出。比如在新冠疫情中，病人呼吸、循环、肾脏问题同时爆发，我们既要调呼吸机的参数，ECMO的指标，又要盯炎症指标，还要协调各专科制定方案。有位老专家说：“你们就像乐队指挥，少了哪个声部都不行，但是总有人要让所有乐器合在一起。”我们从来不是要取代什么，只是让每个学科在危急时刻都能发光。

2008年汶川地震，我在华西医院的ICU见到一群截肢少年。他们多数还是初中生，人生轨迹突然转弯，我们曾担心他们的未来，可生命的韧性远超想象：有人考入大学当辅导员，有人在家乡开网店自食其力。他们用行动证明——生命的主宰权，永远在自己手中。

在ICU，我们每天直面生命的脆弱与顽强。有对老夫妻同时住院，老先生病危，老伴体弱难行。我们把两张病床推到一起，让两只苍老的手在最后时刻相握。那一刻，仪器成了背景，生命本身的情感与联结，才是无可争议的主角。

我们拥抱AI、大数据这些新技术，它们像望远镜、显微镜拓展能力，但我们也要永远清醒：技术是工具，替代不了思考与关怀。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大夫说过：“黄包车夫，我训练几年也可以做好某些手术。”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插管、置管，核心价值也许就淡了。真正的价值，在于对复杂病情的洞见、对治疗策略的权衡，更在于对生命无条件的尊重——这也许正是AI学不会的灵魂之光。

各位同道，重症医学的发展史，是无数人成为“生命主角”的故事。我们或许成不了聚光灯下的明星，但是，每个让病人多活一天、多一分希望的瞬间，都是对“主角”最好的诠释。